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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鹦鹉案”为何让人细思恐极?
信息来源:网络综合  作者:  发布日期:2017-06-20
  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的一则刑事判决,一进入公众视野就成了沸沸扬扬的“深圳鹦鹉案”,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链接
 
  江西九江籍深圳男子王鹏三年前在工厂里捡到一只鹦鹉,带回家小心饲养,后来方知是太阳鹦鹉(学名绿颊锥尾鹦鹉),之后,王鹏又买了一只俗称“和尚”的鹦鹉和一只灰鹦鹉配对。三年来他细心钻研,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自学养殖鹦鹉技术,竟然无师自通,孵化出四十多只鹦鹉。2016年4月他出售过两只鹦鹉。但没多久买者(贩鹦鹉者)被抓,供出了王鹏。好家伙,王鹏被抓一年后,因自家饲养、繁殖的鹦鹉被认定为属于重点保护动物,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审判处王鹏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00元。
 
  公开信息显示,江西九江籍男子王鹏出售2只“绿颊锥尾鹦鹉”,俗称“小太阳”,除此之外,其家中还有“绿颊锥尾鹦鹉”(人工变异种)35只,“和尚鹦鹉”9只,“非洲灰鹦鹉”1只,被认定为犯罪未遂。而涉事的“小太阳”、“小和尚”、“灰鹦鹉”,竟都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保护品种。
 
  又一起违反常识的“奇葩案”?
 
  关于本案,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法仍采用了旧法中仅规定该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的做法,对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长久存在争议的“野生动物”认定的问题,立法上没有任何进步,实属令人遗憾。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不能仅根据法律的字面含义对案件事实进行简单认定,特别是时过境迁,立法环境和社会、自然环境均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应综合立法目的、立法背景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判,以期能够正确适用法律。
 
  实践中,有一种广泛被接受的“野生动物”的定义是“生存于野外的非家养动物”,野生动物的定义应定位在一个与家养动物相对的角度上。如今的淘宝、QQ、社区均有大量交易,养鹦鹉的人可能几十万。照一审判决,全得抓来判刑?
 
  本案王鹏所出售的两只鹦鹉是其驯养繁殖的、判决书亦认可涉案鹦鹉系“人工变异种”,毋庸置疑这种“人工变异种”是有别于一般概念上的野生动物的。由此,可以说本案是一起因立法对“野生动物”的法定概念不明,导致立法功能消减、司法脱离实际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徐昕律师重申了其对该案判决违背常理常识常情、机械适用法律牺牲公平与正义的判断,认为本案涉案的鹦鹉是否属于保护动物还有待商榷,即便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也全系被告人自己繁殖养育,“自己养鹦鹉不仅没有侵害野生动物,反而增加了鹦鹉数量,有益而无害。”徐昕据此质问,“这究竟是危害了珍贵、濒危的鹦鹉,还是保护了珍贵、濒危的鹦鹉?”并提出了一审判决误解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本意,一审事实认定与法律定性存在重大错误,一审不考虑其他情节、量刑畸重三条辩护“大纲”,希望深圳市中院“勇于纠错”。
 
  知名律师的介入迅速推动了该案舆情的高涨。
 
  徐昕:不是所有的“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皆应成为《刑法》的保护对象
 
  从5月起,我开始就深圳鹦鹉案每日一呼。问题出在:《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野生动物,远远超出刑法文本进行扩大解释,明显是超越了立法目的,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严格执行这一“恶法”或许要判百万人。
 
  《刑法》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含义是确定的,必须是珍贵、濒危、野生的动物。野生动物,是指生存于野外环境、自然状态下的动物。驯养繁殖的动物,从生活环境、生存方式、繁育方式、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等等方面,都完全不同于野生动物。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基础,无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还是学理解释,都应当尊重文字本身的含义,在文义可能的范围内进行理解,不应随意超越,更不应过度扩大解释。
 
  而该司法解释对“野生动物”的解释大大超越了刑法条文的文本含义和一般语义范围。在一般人看来,“驯养繁殖”是“野生动物”的反义词,或至少是相对的概念。该司法解释如此明显、过度、大规模地扩大解释,直接扩张了刑法条款,与《刑法》本身相抵触,有违立法本意,超越立法,是无效的,不应适用。因此,一审判决适用该司法解释第1条系适用法律错误。
 
  倘若认为某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确有保护之必要,也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某些“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极为特殊,诸如大熊猫、华南虎、朱鹮等,这些野生动物物种的存续高度依赖人工驯养繁殖,数量极少,人工驯养繁殖的这类野生动物对环境、生态的重要性毫不亚于野外的野生动物,确有通过刑法保护之必要。
 
  但决不是所有的“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皆应成为《刑法》的保护对象。例如,以食用为目的的梅花鹿、虎纹蛙,这些动物的繁殖力强,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民间大量饲养和买卖,对野生动物资源、生态环境并无影响。王鹏涉嫌出售的绿颊锥尾鹦鹉人工变异种,繁殖力强增,同样没有通过刑法保护之必要。
 
 
  立法目的是依法惩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
 
  国家林业局消息,2016年7月,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并定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制定于2000年,上个世纪,在我国除极少数几种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技术达到了子二代水平(即野生来源的野生动物亲本,经人工驯养繁殖,能繁殖到两代以上),大部分野生动物的人工驯养繁殖活动,只存在于动物园和一些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基地,并且没有达到繁育子二代的水平,有些甚至是直接野外捕获再圈养起来的野生个体;或者达到了繁育子二代的水平,但这种驯养繁殖包含了以未来放归野外为目的的野化过程,这些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不是以商业利用为目的,而是以增加种群数量达到珍贵、濒危物种的种群扩增,具有野生动物异地保护的意义。因此,这类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的确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
 
  那一时期,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中,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在当时经过人工驯养繁殖,成为家庭饲养的家养动物。
 
  除了人类历史早期被驯化的动物,如家犬,尽管是人工驯养繁殖的狼,但人们普遍把犬作为家养动物,而不会作为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因此在《解释》颁布的时期,把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后代都看作是野生动物的范畴,是没有多大争议的,符合当时的立法条件。
 
  近些年,随着人工驯养繁殖技术的不断提高、国内外养殖技术交流活动更加频繁、便捷、养殖设备、环境的不断改进等等因素,使得人工驯养繁殖活动中人为干预下动物的基因变异、形态等变化的速度极大的提升。以前需要千百年驯化时间才能最终作为家养动物饲养的状况,在当下可能仅需要几年甚至更短时间即可以做到。
 
  这种利用野生动物种源人工驯养繁殖而出生的动物,由于是在家养状态下出生的,经过人工圈养以后,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乃至遗传构成都发生了变化,如果将这些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放归其自然生境,这些野生动物将很难存活和繁殖,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在自然环境中觅食、躲避天敌、寻找配偶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应该将其归属为家养的观赏用宠物而不是野生动物。
 
  《解释》中的“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结合当时的立法目的和立法背景应该理解为上述物种野生型的人工驯养繁殖个体或种群,并且没有发生显著的遗传变异,没有产生明显的形态和基因变化的物种,这样的动物才属于受《刑法》保护的野生动物。
 
  本案中,根据新闻媒体报道,王鹏的爱人任女士说:“应该是别人家养的宠物鹦鹉飞出来的吧,当时它落在工厂干活的地方。不会飞,不知道是饿了还是生病了,他们在那干活,看到了就把它捡回来了。
 
  不能排除王鹏所拥有的第一只绿颊锥尾鹦鹉就是人工圈养繁殖而来的可能性。那么该鹦鹉再次繁殖产生的后代更进一步减弱了野外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不管是从野生动物资源角度还是从社会效益角度,如果再将其认定为野生动物显然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至于名录和附录中相同物种名的非野生动物,也就是说如果上述物种存在家养型,即商业训化、家庭宠物化、实验动物化的动物,则不应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也就不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范围之内,不能再适用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解释》。
 
  而司法判决中,仅根据《解释》的字面含义,将涉案人工变异种的绿颊锥尾鹦鹉直接认定为属于《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缺乏客观性,更不符合立法目的。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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